世界工厂中的少数民族：明明这么挤，为何还觉得疏远？
离乡背井的彝族年轻人 图片来源：腾讯图片
珠三角的彝族工人，作为少数民族、农民工和临时工，其处境都是更为边缘的。他们的脆弱处境以及彝族身份的污名标签，使得彝族农民工在市场经济的融入进程中饱受艰辛。
作者 | 封小郡
编辑 | xd
美编 | 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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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加入全球产业链，中国劳动者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加入了国际劳动分工。同时，伴随着国企的兼并重组、外企的大举进入和私企的遍地开花，中国的工*人&阶%级队伍经历了彻底的重构。如今，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人的炕忆已渐行渐远，无论是在“世界工厂”的车间里，还是在“世界工地”的塔吊旁，多是新工人在日夜苦劳。
这些新工人他们大多来自农村，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15年我国有2.78亿农民工。当这些工人用自己的青春和血汗支撑起中国经济奇迹的时候，他们本身却忍受着恶劣的工作条件和低廉的劳动报酬。2010年富士康的十几连跳以极端方式宣泄出了农民工群体的愤怒与无奈。
与此同时，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复苏，各个族群在经济资本、受教育水平、传统职业、生活习惯等方面的不同显化为迥异的市场议价能力和生活机会。不同族群及其所聚居的区域在整个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互动由多元一体格局向着市场经济法则下控制与被控制、剥削与被剥削的格局演化，从中显化为贫富分化和区域差异。族群之间的区域差异为族群流动及族群接触提供了基础，而族群接触和族群之间的贫富分化为族群矛盾显化提供了温床。
在东莞打工的彝族青年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在劳工与民族这两项重大社会议题的交点上，刘东旭博士的著作——《流动社会的秩序：珠三角彝人的组织与群体行为研究》——别具一格，一方面为我们理解农民工问题加入了族群视角，另一方面为我们理解民族问题加入了劳工视角。彝族工人作为农民工和少数民族的边缘性及由此生长和维持的彝人领工制为透视当代中国变迁中的劳资关系和民族关系提供了一面绝好的镜子。
成为农民工：经济融合下的多重边缘
那个商标厂没有执照
没有排风口，没有吸烟机
可那里有我十五六岁的小表妹
烤炉箱边的她们不识一个字
却学会了涂点商标模具上的英文
如果不知道这首诗出自彝族诗人吉克阿优之手，我会把它当成潘毅笔下珠三角的那些汉族打工妹的一个写照。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我国约有1.14亿少数民族人口，占到我国总人口的8.5%左右，其中彝族人口有约870万。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放开农民进城务工之后，涌入城市的不仅有汉族农民工，也有少数民族农民工。
凉山彝族工人吉克阿优 图片来源：网络
与早先通过朝贡和边贸、计划经济时代通过国家主导的农产品购销加入整个国家的经济循环不同，从此少数民族人口第一次作为劳动力融入到正在生发中的市场经济体系。
早期打工者赚取金钱、改变生活境况的故事，混杂着对原生社会主动或被动的逃离，推动着越来越多的彝族人外出讨生计。凉山彝人外出务工最早是流入凉山彝族自治州内各县城，90年代中期开始流入四川省内的其他城市，如今他们的足迹已经遍布祖国大江南北。保守估测，目前仅珠三角就有彝族打工者20万左右。在他们的家乡，孩子们到了一定年龄就准备出去打工，不然家里连个同龄的朋友都找不到。他们主要工作于房屋道路建筑工地、高空架线，砖窑矿厂、酒店服务业等，当然，还有制造业工厂。
基于在东莞的田野调查，刘东旭的著作精准地展现了彝人作为少数民族劳动力如何嵌入“世界工厂”的齿轮和节奏之中。虽然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有彝人开始进入广东做工，但他们大批赴粤则是在新世纪后，其主要就业形式是领工制下的临时工。此时，迎接他们的是在人口转型、经济下行等压力下正在重组的珠三角劳动力市场。在外国资本进入中国早期，中国农村中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因为人民公社解体而显化，因为人口流动开放而成为“世界工厂”的劳动力后备军。充裕的劳动力供应让工厂变得挑剔，当时的劳动力使用是“掐尖”式的：未婚的女工因为具有灵巧的手指特别适合流水线工作而受到青睐。这一时期农民工的名义工资即便有增长，也是非常缓慢的。
2002年后，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后果终于显现，大批的工厂在春节后开工时突然发现以之前的工资水平已经无法招到足够的工人了。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结束长期增长，首次同比下降345万人。结合其他多种原因，2002-2015年间，中国农民工月度名义平均工资从600元左右上涨到3000多元。
与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相伴随的是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的上扬，和新的更具有劳动力优势的竞争对手的加入，这使得珠三角以代工为主的制造业的利润正愈加稀薄。与此同时，随着全球经济进入新的下行周期，市场不确定性加剧，两头在外的代工企业的订单变得更加波动，亟待打造与之相适应的劳动力配置模式。
工厂外打桌球的彝族男孩 图片来源：凤凰新闻
在此背景下，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并保证劳动力数量随着生产而波动，一个多层次的劳动力市场（刘书精巧地称为“劳工差序”）逐渐生长出来，彝族农民工凭借其自身特性在其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首要的区别出现在正式工和临时工之间。正式工往往是工厂的管理和技术人员，以及一些资历较深的普通工人。他们足以维持工厂在淡季的运营，同时又是工厂拿下订单迎来旺季的基础。他们大多和工厂签有合同，享受一定的社会保险和福利待遇。
临时工多为普工。他们在工厂旺季召之即来，又在淡季挥之即去。他们常常按天或按小时结算工资，与工厂之间没有劳动合同，基本享受不到社会保险，总体待遇和保障逊于正式工。临时工中又主要分为两类：学生工和派遣工。 学生工大部分是职业中学有组织地以实习为名行打工之实的学生，小部分是寒暑假打工挣点零花钱的散兵游勇。派遣工则通过工头或劳务公司在用工单位工作。他们即便有劳动合同，也是和工头或劳务公司签订，并常遭工头或劳务公司克扣工资乃至社保费。用工单位需要按月向工头或劳务公司支付管理费。
派遣工里面又分为长期派遣工和短期派遣工。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务公司与派遣工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不得少于2年。长期派遣工在用工单位比较稳定地工作。短期派遣工则由工头或劳务公司在不同用工单位的旺季之间错期调配。
关于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相对城镇正规就业工人的弱势地位已多有研究，此处不再赘述。相对于普通汉族农民工的处境，彝族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更为边缘的地位，刘书将其形象地称为“后备劳工游击队”。一般而言，珠三角的用工高峰在每年下半年。7-8月间因为学生工大量进厂，彝族临时工的工作机会受到压缩。9月初彝族临时工开始活跃，一直到11月中大量彝人辞工回家过彝族年。临近春节，随着汉族农民工辞工回家，彝族工人会补空一直到3-4月。此后，随着汉族工人返厂，彝族工人逐渐退出。
可以说，使用彝族临时工是珠三角制造工厂应对用工荒的无奈之举。同时，彝族工人的工资往往比汉族工人更为低廉。由此，珠三角的彝族工人，作为农民工相对于城镇正规工人、作为临时工相对于正式工、作为少数民族临时工相对于汉族临时工，其处境都是更为边缘的。农民工的唯泉困境、临时工的脆弱处境以及彝族身份的污名标签一方面使得彝族农民工在市场经济的融入进程中饱受艰辛，另一方面促使他们有所反应。
打造领工制：深化融合下的自我疏离
彝人领工制是彝族农民工通过组织化的方式，克服流动过程的困难和对抗权益侵害的共同体。与早期汉族农民工一样，“世界工厂”在空间距离和社会文化距离上的遥远，构成了彝族农民工外出打工的障碍。同时，彝人在语言和习俗上与沿海城市主体人口的差异，使得他们不仅更难自己获得工作信息，而且更难与外界建立起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
最早做领工工头的彝人都曾是普通打工者。2002年起，珠三角持续出现季节性的缺工现象，有生意头脑的彝族打工者通过从老家调动工人而逐渐演化为职业化的领工工头，成为自那时起愈演愈烈的劳务派遣用工的少数民族参与者。随着领工制的兴起，彝人开始成规模流入珠三角。到2008年国家开始规范劳务派遣，一些工头顺势取得劳务派遣经营许可，成立了规范的劳务派遣公司。目前珠三角的彝族工人绝大多数是通过工头或劳务公司进入工厂做工。
彝人劳务公司的招工广告 图片来源：凤凰新闻
彝族工头作为劳务代理人、文化交流媒介和纠纷调解人，不仅为彝人外出打工创造了经济和组织条件，而且为他们外出期间的生活和权益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障。工头从家乡带走的工人大多是老乡，很多是亲戚。彝族工头带工的规模很大程度上与其在老家的家支（彝族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共同体）、亲戚关系的规模大小有关。
工头和工人双方达成协议后，工头会统一垫付车票、食宿，安排行程，将工人送到打工目的地。到了之后，工头通常会安排他们先在外面住几天，了解当地的生活方式，比如带他们逛商城，教会他们如何坐公交车，还要让他们学会保持自己的清洁卫生，养成洗澡、刷牙等习惯，因为这些细节会影响他们在别人眼中的形象，甚至成为工人是否有素质的判断标准。之后，工头会通过自己的关系网络安排工人进厂。这样一条龙的安排使得工人免受东莞层出不穷的招工黑中介的欺骗。
大部分彝族工人只接受了小学教育，少部分接受了不完整的初中教育。他们中很多不会讲普通话，文字书写能力很差，很难与工厂管理人员沟通。所以工头会协助他们完成入厂手续。之后，小工头或者工头所雇佣的带班会驻厂协助工厂管理，同时也为工人提供请假、借支、调解纠纷等服务。
由于彝族工人是在工头带领下成批进入工厂的，无论是在生产线上还是在居住安排上，他们一般不会被打散，因此保障了他们周围总有老乡做伴。日常生产中，工头或带班会将工厂管理人员的意见以工人可以理解的方式传递给工人。工头很清楚，要让工人稳定地在工厂工作，首先是要工人绝对服从自己的管理，这构成工人遵守工厂规定的前提，也构成以工头为中心抵制工厂的微观基础。在找不到工作的间隙，工头会将工人安排进小旅店里暂住。
作为“后备劳工游击队”，彝族工人相比其他农民工更容易进入条件较差的工厂，这些工厂往往提供不了任何保险和福利待遇，使得工人一旦遭受工伤便处于非常无助的境地，同时这些工厂更可能经营不善或关门倒闭，使得工人被拖欠工资。工厂常常采用拖延战术应对遭受工伤或讨要工资的工人，他们预设了工人势单力薄，拖延一段时间会自动妥协甚至放弃。
彝人劳务派遣公司 图片来源：原刘旭东博士论文
领工制成为这种情况下工人争取自身权益的庇护伞。在彝族观念里，工头会被看作某某家的人。同样，他带走的工人也是某某家的人。工头带走工人时往往要对工人家里人达成口头协议，承诺之后好好照顾，并且将人完好地带回来。违背承诺很可能引起两个家支之间的纠纷。由此，工头就成为工人外出期间权益的全权代表。走正规法律途径往往耗时甚长，结果也不一定尽如人意。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工头体系的庇护，单靠彝族工人自身的经济能力和法律知识，很难坚持到走完整个程序。因此，彝族工人更倾向于通过他们擅长的群体行动私下解决这类纠纷，常见的方法是工头召集老乡围厂，一般10天左右就可以顺利解决，同时当事人获得的赔偿也往往比法律规定的高。不过，这种行为虽然有助于问题的暂时解决，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当下，也为彝族人带来了惹是生非的名声，并进一步恶化了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
由此，彝人通过领工制以更大的规模融入了市场经济体系，也因为领工制下的族内强关系、族外弱关系而有效地将自身和外界疏离开来。也就是说，在民族界限上，经济上的一体化并没有带来社会的一体化。如果考虑到来自资方——多是汉族人——的权利侵害促使彝族人更为抱团的话，这种经济一体化反而推动和凸显了这种社会性的分裂。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趋势对于我们理解当下的民族矛盾无疑具有深刻和沉痛的启示。
迈向社会融合之路
参与生产之外，通过将外出打工的收入反哺家乡，彝人在消费环节也比以往更深入地卷入了市场经济。尽管彝汉这种经济上的融合很少带来社会上的整合，但是相对于彝人大批外出打工之前的经济和社会上对外族的双重疏离，这未尝不是一种进步。市场经济确实给了他们将勤劳和聪明才智变现的机会，从而提高了其物质生活水平。然而，市场经济也确实将他们的人身权益置于更大的风险之中。这种遭遇与一般的汉族农民工无本质差异。彝人领工制虽然也不时被指控克扣工人工资、控制工人人身自由，但相对于个体流动，总体而言，仍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创举。
然而，如果说民族之间强韧的社会纽带是民族团结的表现形式，那么彝人在经济性融合同时保持社会性疏离的行为在推进民族团结的道路上就成了一个问题。对于汉族农民工而言，他们相对于城市居民公民权的不完整是他们无法真正与城市居民融合的根本性制度障碍。由此，一些学者高呼要推进公民政治，赋予每个公民，不分城乡，完整的公民权。
彝族农民工的问题则不仅在此。与其民族生身份相关联的语言、文化习俗、生活习惯、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等无一不在他们与其他民族的社会性融合中制造障碍。只强调公民权，而忽视族间差距，对于解决这些障碍显然是无益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对当前族裔民族主义与公民民族主义的争论双方不乏启发作用，对于基于少数民族人口的新动向合理调整民族政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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